湖北军队文职，我大专就要毕业了想当兵

本文目录一览

1，我大专就要毕业了想当兵
2，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是否可报告公务员招考的计算机类相关专业
3，道是什么意思
4，长江三峡之巫峡的有关神话故事

1，我大专就要毕业了想当兵

女兵当兵难度比较大，但是你条件应该还可以，毕竟是大专毕业了，视力方面不是大问题，花钱找一下关系就行。最重要的是你要去的话竞争还是不小的，因为女兵招收名额少，想去的却不少

首先看你是想当兵还是想直接当干部，当兵的话比较简单，要求不是太严，如果是要当干部，得看你的专业，部队需要这个专业才好办。

我大专就要毕业了想当兵

2，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是否可报告公务员招考的计算机类相关专业

1. 本科专业目录：“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属于“数学类”，“数学类”属于“理学”。2. 专科专业目录中“计算机类”：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计算机多媒体技术计算机系统维护、计算机硬件与外设、计算机信息管理、网络系统管理软件技术、图形图像制作、动漫设计与制作、计算机网络与安全管理网站规划与开发技术、游戏软件、数据通信与网络系统航空计算机技术与应用、软件开发与项目管理广告媒体开发、三维动画设计、计算机音乐制作

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属于数学类的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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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以，信息与计算科学是数学，属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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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是否可报告公务员招考的计算机类相关专业

3，道是什么意思

　道论的演变　略后于老子的范蠡，把天道看成是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他认为,人事必须“因阴阳之恒,顺天地之常”，违反客观规律，必然招致灾祸。“夫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然后乃可以成功”。他说的天道主要指阳至而阴，阴至而阳，盈缩转化，周旋无尽的矛盾运动法则。天时于己不利时要主动退避，天时对已有利时要积极进取。范蠡受老子道论的影响，说“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国语·越语下》）。但他主张适时积极进取，对老子贵柔守雌的思想又有所批判和修正。　　战国时期，齐国稷下道家用“精气”来说明道，把虚而无形的道看作是流布于天地之间、遍存于万物内部的“精气”。说：“凡道，无根无茎，无叶无荣。万物以生，万物以成，命之曰道。……精也者，气之精者也。气道乃生”(《管子·内业》)。老子曾把道表述为“冲气”，并说“其中有精”。稷下道家从唯物的方面进一步发展了老子的这一思想，把道表述为无所不在而又富有生机活力的精气。精气说对后来中国医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但它赋予精气以灵性，有神秘化的倾向，与唯心主义划不清界限。　　庄子是战国中后期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认为道是世界的终极根源，是无所不覆、无所不载、自生自化、永恒存在的宇宙本体，否认有超越于道的任何主宰。他还认为不可能给道提出明确的规定,“道不当名”,“道昭而不道”，即使取名为道，也是“所假而行”。所以只能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大宗师》）。对于庄子的道，当前学术界有人认为是独立自存、超越时空的绝对精神，并以《庄子》书中“物物者非物”之语为根据，证明道是非物质性的造物主；也有人认为道是指具有无限性和永恒性的、产生了天地万物并存在于其中的物质本体，并以《庄子》书中“通天下一气”之语为根据，说明道就是物质性的气。大多数学者认为庄子夸大了世界本原的神秘性，并把事物的相对性绝对化了，否定事物之间的差别，表现为相对主义，他的道论具有明显的唯心主义倾问。　　韩非汲取并发展了老子的朴素辩证法，提出了关于道、德、理三者互相关系的学说，辩证地处理了它们的关系。他认为，“道者，万物之始,……万物之源”,是“万物之所然”、“万物之所以成”。把道视为物质世界的普遍规律，天地万物存在与发展的总依据。他还认为，“道”是终极范畴，是万物的普遍规律，而万物的特殊本质就是“德”，“德者，道之功”；万物的特殊规律就是“理”，道是“万物之所稽”，“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把道、德、理的关系视为物质世界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无限性与有限性的辩证统一。　　战国时期儒家学者所著《易传》也提出关于道的学说，认为道就是对立面相互转化的普遍规律。《周易·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把一阴一阳相互转化视为道。又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把道视为无形的抽象规律，与有形的具体事物区别开来。　　到宋代，张载以道为气化的过程，说“由气化，有道之名”；程颐、朱熹则以道为理，表现了气本论与理本论的不同。　　在中国哲学史上，道这一范畴是道家提出的，后被各家学说所接受，虽各有不同理解，但已成为宇宙本原、普遍规律性的代名词。它对于提高理论思维水平，探究事物的本原和规律性，曾起促进作用。

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用以说明世界的本原、本体、规律或原理。在不同的哲学体系中，其涵义有所不同。　　原始涵义　道的原始涵义指道路、坦途，以后逐渐发展为道理，用以表达事物的规律性。这一变化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过程。《易经》中有“复自道，何其咎”（《小畜》），“履道坦坦”（《履》），“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复》)，都为道路之义。《尚书·洪范》中说：“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这里的道，已经有正确的政令、规范和法度的意思,说明“道”的概念已向抽象化发展。春秋时,《左传》曾有“臣闻小之能敌大也，小道大淫。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和“王禄尽矣,盈而荡,天之道也”之说。这里的道带有规律性的意思，表明道的概念已逐步上升为哲学范畴。　　老子论道　到了春秋后期，老子最先把道看作是宇宙的本原和普遍规律，成为道家的创始人。在老子以前，人们对生成万物的根源只推论到天，至于天还有没有根源，并没有触及到。到了老子，开始推求天的来源，提出了道。他认为，天地万物都由道而生。他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老子》二十五章）。对于老子所说的道，历来解说不一。有的认为，道是精神性的本体，是脱离物质实体而独自存在的最高原理，主张老子的道论是客观唯心主义。有的则认为，道是宇宙处在原始状态中的混沌未分的统一体，主张老子的道论是唯物主义。老子认为道生成天地万物的过程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四十二章）。道生成万物之后，又作为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而蕴涵于天地万物自身之中，道是普遍存在的，无间不入，无所不包。道虽存在于天地万物之中，但它不同于可感觉的具体事物，它是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的，是构成天地万物共同本质的东西。所以，不能靠感觉器官去体认，也难以用普通字词去表示，只能用比喻和描述来说明它的存在。对于世界的统一性，老子作了天才的推测和描述。老子的道论，对于后世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明　明代的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与都指挥使司事务繁剧，辖区广大，遂由布政使、按察使的同僚分司管理部分专务或一至数府州的民政、监察和军事事务，此即被称为道。其名称不一，按系统划分，有布政分司道和按察分司道，按职掌划分，有分管专门事务的道和管辖地区（府州县）的道，后者又有分守道、分巡道、整饬兵备道之分。　　布政分司道，由布政司参政或参议担任。司专门职务的道，有督理粮储的督粮道，设于十三省；有管理户籍、赋役黄册的督册道，设于江西、陕西等省。管地区的道即为分守道。始于永乐年间，先命方面官巡视民间，后定参政、参议分守各属府州县，负守土之责，处理例行地方事务。　　按察分司道由按察司副使（副宪）或佥事(佥宪)担任。司专门职务的道，有分理学政的提督学道，有清理卫所军伍的清军道，有管理驿递的驿传道，均设于十三省。另有屯田道，以及浙江的水利道、河南的河道、山东的招练道、陕西的抚治商洛道、湖广的抚民与抚苗道，以及盐法道、监军道等，管地区的道包括分巡道与整饬兵备道。前者始于明初，洪武十五年(1382)置府州县按察分司，以五百三十余人为试佥事，每人巡按二县；二十五年改置按察分司为四十一道。主要职责为监察地方吏治，整肃纲纪。后者始于洪熙年间，设参政、副使等协助总兵官署理文书,商量机密。兵备道副使、佥事,俗称为兵宪。弘治十二年(1499)，因地方军事长官为武臣，权任较轻，因而派宪臣整饬兵务，始正式设江西九江兵备，总辖江防及鄱阳湖防，以后又陆续添设，多在边区。正德年间中原发生刘六、刘七起义，嘉靖末年倭寇日剧，遂发展至内地及东南沿海各省。其主要职责为训督地方军务。　　各省的分守、分巡、兵备道数量不一，一般每省有分守三至七道，分巡一至五道，兵备二至七道，但陕西多至十余道。每道辖一府或二三府不等，与邻省交界处的道所辖府、州、县与省境有时不相一致。各道都有固定的驻地，以所辖府州、地区及驻地等为名。分巡及兵备道也有以职掌为名的，其他还有边备道、兵巡道等名称。各省分守、分巡、兵备道的分道、驻地、名称、辖地也不尽相同，少数分守兼分巡或兵备,分巡兼兵备,兵备在中叶以后大都兼分巡。兼管专门职务的，另加专务名，如兵粮道或兼管水利、屯田、盐法、驿传等名。　　两直隶直属六部，不设布政、按察二司，境内各道由邻省布、按二司带管。北直隶密云道、大名道、天津道、霸州道,由山东带管;易州道、口北道、昌平道、井陉道、蓟州道、永平道等，由山西带管。南直隶太仓道、颍州道、徐州道，由山东带管，苏松道、漕储道、常镇道、庐凤道、徽宁池太道、淮扬道，由浙江、江西、湖广三省带管。　　分守、分巡、兵备诸道因事添设,废置变动较多,据《明会典》、《明史·地理志》、《明会要》诸书记载的不完全统计，有分守道六十一，其中一道兼分巡，二道兼兵备；分巡道四十一，其中二十道兼兵备；整饬兵备道八十三，其中二十九道兼分巡。各道的职责亦有不同,但实际上没有严格的区别,大都相互交错。分守、分巡道可节制所属州县卫所，分巡道可管粮储、水利、盐法，兵备道也可管水利、屯田、盐法。　　清　道制到清代逐渐完备，如明代两直隶各道分属邻省带管,清代北直隶成立直隶省,南直隶分置江苏、安徽二省，均设置了布、按二司，就不再有带管寄衔的制度；又如乾隆十八年(1753)取消了参政、参议、副使、佥事等名称，只称道员（即守道、巡道），较明代简易划一；各道官员不再由布、按二司的佐吏兼任，道员皆为正四品，由兼衔变为实官。　　清还对明代以来的道加以调整。康熙六年(1667),就裁并守、巡道一百零八。尔后雍正、乾隆时虽略有增设，但较明代为少。乾隆时期，全国共置守、巡道七十九道。即直隶省七道，山西省四道，山东省三道，河南省四道，江苏省四道，安徽省二道,江西省四道,福建省五道，浙江省四道，湖北省四道，湖南省四道，陕西省五道，甘肃省八道，四川省六道，广东省五道，广西省三道，云南省四道，贵州省三道。此外还有掌管专门事务的山东督粮道、河南督粮道、浙江督粮道、湖北督粮道、湖南督粮道、广东粮驿道、苏松粮储道、江安督粮道、江南驿盐道、山东运河道、江南河库道、福建盐法道、云南驿盐道，共计九十二道。　　自此历嘉、道、咸、同四朝，守、巡道的设置基本未变。至光绪年间，新疆及东北地区相继建省，即在新疆省设三道，在奉天省设四道，在吉林省设四道，在黑龙江省增设三道。在此期间某些省的道又有所增减，故至宣统年间，全国共有守、巡道八十四道,其分布为:奉天省四道，吉林省四道，黑龙江省三道,直隶省七道,江苏省四道，安徽省二道，山东省三道，山西省二道，河南省四道，陕西省三道，甘肃省六道，新疆省四道，福建省三道，浙江省四道，江西省三道，湖北省四道，湖南省四道，四川省四道，广东省六道，广西省四道，云南省五道，贵州省一道。　　乾隆十八年定制，各道长官为道员，正四品。属官有库大使、仓大使、关大使，此外还设典吏若干人，协助道员管理日常事务。清初，只有布、按二司以上官员方可封章奏事，雍正乾隆以来，各道"俱准其照藩臬二司一体具摺奏事"。嘉庆四年(1799)又重申了这一作法。知府及其以下州、县各官奏事，必须经由道员批转。道员成为地方大员。　　此外,清代守、巡道的区别日益缩小,打破了过去守道只管钱粮，巡道只理刑名事件的规定。如河南分守河北道、分巡南汝光道等道不仅管所辖地方钱粮事宜，还管理刑名事务。光绪年间设置的新疆分巡阿克苏道、喀什噶尔道则督饬所属水利、屯垦、钱粮、刑名事件，抚驭蒙部，弹压布鲁特，稽察卡伦。此外守、巡道兼管兵备、粮、盐、茶、屯田、水利、关务等事务，不仅可以管辖府、州、县文职官员，同时可以节制所辖地区的都司、守备、千总、把总等武职。从其职权看，道已成为省与府之间的一级行政组织。　　除守、巡道外，清沿明制，设置了若干负责地方专门事务的道，主要有：　　①提学道（督学道）,管理一省学政。由各部进士出身的郎中选用者，为提学道（后称顺天学政），带按察司佥事衔。由翰林科道选用者为学院。清初，除直隶和江南两省设学院外（顺治十一年，1654年，江南曾改为提学道，康熙二十四年后改为学院），其余各省皆设提学道。康熙二十三年浙江提学道率先改为学院。四十一年以后，云南、贵州、福建、湖广、山东、河南、山西、江西、四川、陕西诸省提学道相继改为学院。雍正四年(1726)规定，提学道一律改为学院。凡由部属选用者，一律加翰林院编修或检讨衔。自此不设提学道。　　②驿传道,管理各省驿站事务。清代多不专设,其驿站事务，直隶省为按察司兼管，其余各省为粮储道或盐法道兼理，唯甘肃省专设驿传道。自乾隆四十三年起，各省驿站事务由按察司总管，各守、巡道按其所属府州县分司其事。四十四年，取消甘肃驿传道，改为兰州道。光宣之际，各省驿传事务由劝业道兼理。　　③河道,管理治河事宜。专管河务的有直隶永定河道、山东河道和江南河库道（河道总督管辖）。其他河道事务，由守、巡道兼理。有直隶清河道、通永道、天津道、大名道，山东兖沂曹道，河南开归道，江苏淮扬道和淮徐道。咸丰三年(1853)省江南河库道，永定河道，运河道也于光绪末年裁撤。　　④兵备、屯田、水利等道,清代亦不专设。凡紧要地区的守道、巡道多加兵备衔，先后加兵备者达八十余道。顺治年间曾于湖广、江西、江南、山东、山西、陕西、河南等省设置兴屯道，主持开垦荒地。不久撤销兴屯道，其屯务交守、巡道及州县官吏管理。屯田、水利、茶马事务除当地守、巡道兼管外，粮道、盐道也兼理县事。如甘肃兰州道、巩秦阶道，兼管屯田和茶马事务。浙江杭嘉湖道、江西粮道，等等，皆兼管水利。　　⑤粮储道(督粮道),专管各省粮务。有督运漕粮之责的称督粮道，如苏松、江安及山东、河南、江西、浙江、湖北、湖南诸粮道，掌监察收粮及督押粮盘为漕运总督管辖。与漕运无关无督运之责的粮道，如福建、陕西、广东、云南、贵州及甘肃巴里坤等粮道称粮储道。有些粮道兼管驿传或盐法事务称粮盐道或粮驿道。有些粮道兼管地方，山西粮道负责盘查僁、辽泌洲钱粮，江西粮道兼巡南昌、抚州、建昌三府，云南粮道兼巡云南武定二府州等等。光绪、宣统间，各省粮道大部裁撤，仅留苏松、江安、浙江和云南粮道。　　⑥盐法道,掌管督察盐的生产和行销事务。清初曾于江南、江西、浙江、福建、山西、河南、陕西、甘肃、四川、湖北、湖南、广西、云南等省设盐法道。盐法道除兼理粮、驿事务外，也兼管地方，如江西盐法袁瑞临道、湖南盐法长宝道、湖北盐法武昌道等等。乾隆以来，盐法道多有裁撤，至宣统三年(1911)各省盐务统归盐政大臣，不设盐法道。　　⑦海关道,同治九年(1870)设天津海关道,驻天津府，专管对外交涉事宜。兼理关务的守、巡道有山西归绥道，奉天锦新营口道，吉林东南路道、东北路道，江苏松太道、常镇通海道，安徽皖南道，云南临安开广道。

元　元代的道是在中书省、行中书省和路府之间设置的地方区划。有以下两种：　　①肃政廉访司道。为监察区划，属御史台与行御史台。廉访司除监察地方行政外，还兼理农事。每道置廉访使二人，正三品；副使二人，正四品；佥事二至四人，正五品；经历以下二十八人。每年除二使留司以总制一道外，副使以下分莅郡县按治。肃政廉访司本名提刑按察司。世祖至元六年(1269)置山东东西道、河东陕西道、山北东西道及河北河南道四道，属御史台。其后累有增减。二十八年改名肃政廉访司。成宗大德年间定为二十二道：中书省境分设燕南河北道（治真定路，今河北正定）、山东东西道（治济南路，今山东济南市）、河东山西道（治冀宁路，今山西太原市）三道。辽阳行省只设山北辽东一道（治大宁路，今内蒙古宁城县西）；河南江北行省分设江北河南道（治汴梁路，今河南开封市）、淮西江北道（治庐州路，今安徽合肥市）、江北淮东道（治扬州路，今江苏扬州市）、山南江北道（治中兴路,今湖北江陵）四道。三省共八道,隶御史台，称内八道。江浙行省分设江南浙西道（治杭州路，今浙江杭州市）、浙东海右道（治婺州路,今浙江金华市）、江东建康道（治宁国路，今安徽宣城）、福建闽海道（治福州路，今福建福州市）四道。江西行省分设江西湖东道(治龙兴路，今江西南昌市)、海北广东道（治广州路,今广东广州市）二道。湖广行省分设江南湖北道（治武昌路,今湖北武汉市武昌）、岭北湖南道（治天临路,今湖南长沙市）、岭南广西道（治静江路,今广西桂林市）、海北海南道（治雷州路，今广东海康）四道。三省共十道，称江南十道，隶江南行御史台（治建康路，后改集庆路，今江苏南京市）。陕西行省设陕西汉中一道（治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四川行省设西蜀四川一道（治成都路,今四川成都市）。甘肃行省设河西陇北一道（治甘州路,今甘肃张掖）。云南行省设云南诸路一道（治中庆路，今云南昆明市）。四省共四道，称陕西四道，隶陕西行御史台（治安西路，后改奉元路，今陕西西安市）。　　②宣慰司道。为中书省、行省的派出机构，与分省相类似，是为了弥补省区过大，政令行使不便的一种措施，设置在离省会较远的地方，作为中书省、行省和郡县之间的承转机关,而省会附近的路、府、州、县,则直隶于省，不设宣慰司道。有军旅事时，又兼都元帅府。每道置宣慰使三人,从二品；同知一至二人,从三品；副使一至二人，正四品；经历以下三至五人。元代宣慰司道累有增减。延佑以后至正以前有十一道，分隶中书省和五行中书省:中书省境内有山东东西道（治益都路,今山东益都。领益都、济南、般阳府三路及宁海州。有今山东大部）、河东山西道（治大同路,今山西大同市。领大同、冀宁、晋宁三路。有今山西全省和内蒙古部分地区）。河南江北行省境内有淮东道（治扬州路，今江苏扬州市。领扬州、淮安二路及高邮府，有今江苏江北大部和安徽江北一部）、荆湖北道（治中兴路，今湖北江陵。领中兴、峡州二路、安陆、德安、沔阳三府及荆门州，有今湖北江汉平原及郧水流域）。四川行省境内有四川南道（治重庆路，今四川重庆市。领重庆、夔州二路和绍庆、怀德二府。有今四川东部及东南部）。江浙行省境内有浙东道（治庆元路，今浙江宁波市。领庆元、衢州、婺州、温州、台州、处州、绍兴七路，有今浙东、浙南地区）、福建道（治福州路，今福建福州市。领福州、建宁、泉州、兴化、邵武、延平、汀州、漳州八路，有今福建全省）。江西行省境内有广东道（治广州路,今广东广州市。领广州、韶州、惠州、南雄、潮州、德庆、肇庆七路和英德、梅、南恩、封、新、桂阳、连、循八州，有今广东大部）。湖广行省境内有湖南道（治天临路，今湖南长沙市。领天临、衡州、道州、永州、郴州、全州、宝庆、武冈、桂阳九路和茶陵、常宁、耒阳三州，有今湖南大部和广西小部）、广西两江道（治静江路,今广西桂林市。领静江、南宁、梧州、浔州、柳州、思明、太平、田州、来安、镇安十路，郁林、容、象、宾、横、融、藤、贺、贵九州以及平乐府和庆远南丹溪洞安抚司，有今广西大部）、海北海南道（治雷州路，今广东海康。领雷州、化州、高州、钦州、廉州五路和南宁、万安、吉阳三军以及乾宁安抚司，有今广东湛江地区大部、海南岛和广西钦州地区大部）。

道　　中国历史上的地方行政或监察区划。始设于西汉。西汉的道，是设置于少数民族地区的与县平行的地方行政区划。东魏、北齐置临时统辖数州的行台，是为隋唐以后道制的前身。唐至民国北洋政府，历代均设道。　　唐宋　隋文帝曾沿袭东魏、北齐旧制，设置过河北、河南、西南等道行台省，每道统辖十余州，但不久即废。至于地方行政区划,自隋文帝废郡,已为州县两级制。经过隋末农民起义及割据战争，唐初户口锐减而州县倍增，不便于中央政权的监督和领导,至太宗贞观元年（627），一方面下令并省州县，一方面又依据山川形势，划分全国为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十道。开始并没有在每道设置固定的官员和办事机构，只是临时差遣中央或地方官员兼任大使去进行巡察,名称有巡察、按察、黜陟、巡抚、安抚、存抚等使，分道有时也不是十个。武后时改御史台为左右肃政台，天授二年（691）发十道存抚使,以右肃政台中丞知大夫事李嗣真等为之，渐趋固定化。中宗神龙元年(705)，复为御史台，二年始置十道巡察使,由左右御史台及内外五品以上官员充任，两年一替。按察的项目有六条：①察官人善恶；②察户口流散，籍帐隐没，赋役不均；③察农桑不勤，仓库减耗；④察妖猾盗贼，不事生业，为私蠹害；⑤察德行孝悌，茂才异等，藏器晦迹，应时用者；⑥察黠吏豪宗兼并纵暴，贫弱冤苦不能自申者。这六条和西汉部刺史察事的六条大同小异。但中央监察权的行使往往涉及到政事的处理和官吏的任免，因此在睿宗景云二年（711）,诏分天下置二十四都督府以加强纠察权，除畿内州以外，都隶属于都督府，这样就产生类似东汉时州刺史转化为地方行政官的倾向。当时不少大臣反对这种权力过大的都督，因而废罢。　　由于十道监察区域过大，巡察不易，武周时开始有将其缩小的趋势。如武周曾析江南道置黔中道，析岭南道置安南道；中宗时江南道为东、西两道，睿宗又析山南道为东西两道，陇右道析出河西道。但都还是临时措施,未成定制。到了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才正式分十道为十五道。即从关内道中析出京畿道，河南道中析出都畿道，山南道分为东、西两道，江南道分为东、西及黔中三道。其余河北、河东、淮南、剑南、陇右、岭南仍各为一道。置十五道采访处置使，三年一替，检察非法，如汉刺史之制。道的采访处置使既有固定辖区和治所，又有专停所属刺史职务，差人权摄的任免权，故"道"已渐向州的上一级行政机构转化。不久，边境诸道的采访使又多为节度使兼任，加上兼任支度、营田使（见支度使），使军、民、财政三权集于一身，卒致酿成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之祸。　　安史乱起，内地的要冲大郡也遍置节度使。节度使对其下属诸州，具有专擅一切的权力。十五道采访使已不可能行使其监察权,乾元元年(758)只得予以废除。同年稍后,设置观察处置使。从此或以节度使兼观察使,或以观察使兼防御、团练等使。节度使或观察使的辖区称为一镇，也称为一道。这种道大至十余州，小或二三州，分划时有变更,肃宗乾元(758～760)时共有四十四道,德宗贞元(785～805)时共五十道，宪宗元和(806～820)时共四十七道。采访使虽已废除，但十道、十五道作为地理区划名仍沿用不废。故贾耽所撰地理总志仍以《贞元十道录》为名；杜佑《通典·州郡典》中叙唐制，仍作"分天下为十五部"。李吉甫所撰《元和郡县图志》虽按当时实际政区京兆、河南二府及华、同二州与四十七镇叙述，也仍依十道编排；所绘全国地图亦称《元和十道图》。《旧唐书·地理志》载及乾元以后增改，仍依十道编次;《新唐书·地理志》所叙州县乃唐末制度,仍依十五道编次。　　宋太宗淳化四年（993）,沿唐制分全国为河南、河东、河北、关西、剑南、淮南、峡西、江南东西、浙东西、广南十道。至道三年（997）,改为十五路。辽置五京，各为一道，下辖府、军、州，大抵仿照唐制，随宜设官，各道不一，有盐铁、度支、转运、安抚、处置等使（见辽五京）。

道是什么意思

4，长江三峡之巫峡的有关神话故事

1、神女峰的传说：神女峰，又叫望霞峰。位于巫山县城东约15公里处的大江北岸。一根巨石突兀于青峰云霞之中，宛若一个亭亭玉立、美丽动人的少女，故名神女峰。古人有“峰峦上主云霄，山脚直插江中，议者谓泰、华、衡、庐皆无此奇”之说。每当云烟缭绕峰顶，那人形石柱，像披上薄纱似的，更显脉脉含情，妩媚动人。每天第一个迎来灿烂的朝霞，又最后一个送走绚丽的晚霞，故名“望霞峰”。在夏禹治水的年代，瑶池宫里住着西王母的第二十三个女儿，名叫瑶姬。她聪慧美丽，心地善良，活泼开朗，耐不住宫中的寂寞生活。八月十五这一天，她邀了她身边的十一姐妹，腾云驾雾，遨游四方。当她们来到巫山时，只见十二条恶龙兴风作浪，正在治水的大禹也被洪水围困其间。瑶姬敬佩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治水精神，决定助他治水。便送给大禹一本《上清宝经》的治水天书，瑶姬还没有来得及告诉大禹如何破译这部天书，就被西王母派来的天兵捉拿回宫。十二仙女早就厌倦仙宫生活，她们挣脱神链，重返人间，帮助大禹疏通了峡道，解除了水患。从此，瑶姬爱上了三峡，成天奔波在巫山群峰之间，为船民除水妖，为樵夫驱虎豹，为农夫布云雨......姐妹十二忘记了回宫的事，久而久之，她们便化成十二座奇秀绝美的峰峦耸立在巫峡两岸。瑶姬是十二仙女的杰出代表，所立山峰位置最高，每天第一个迎来朝霞，便赢得了“望霞峰”的美名。 2、我们的先民，也力图对长江三峡的成因和峡中千奇百怪的自然景象的由来作出他们的回答。但在那时，人们的知识水平有限，很难作出科学的解释，他们却发挥丰富的想象力，把一切都寄托在神或神人身上，把万事万物想象成是某种超自然力量的结果，"大禹治水与疏浚三峡"的传说便是三峡神话传说中的代表。三峡花椒* 远在洪水泛滥年代，大禹率领着千军万马疏通了长江三峡，惨遭洪水浩劫的黎民百姓纷纷回归了故土，开荒播种，重过田园生活。在治水大军中，有一位跟随大禹的老郎中，带着一个小孙女，这姑娘长得花颜月貌，聪明过人，取名花椒，她整天跟着爷爷四处奔波，为治水民工和当地百姓治病。大禹疏通了三峡，正要转移到别的地方，这里却闹流行眼病。一个和花椒要好的姑娘，因眼病疼痛而骨瘦如柴，她在花椒爷俩的治疗下，终于眼病好了，这姑娘百般感激。但生眼病和各种疾病的人陆续不断，花椒见此情景，不忍心随爷爷转移而离开这里，便向爷爷提出留在三峡。爷爷念她十三四岁，人小体弱，放心不下，坚持要她跟随远征。花椒决心已定，就去找大禹叔叔给爷爷说情，大禹见这天真无邪的小姑娘有一颗为民之心，十分喜欢，但要当场考考她的医术，就提出几种疑难病症要她处方，她都能对答如流按症施药。接着让她独个一人医治了一个人的眼病，她真正做到了妙手回春，药到病除，很快把患者的病给治好了。爷爷见了点头称是，大禹满意地说服了花椒的爷爷，将她留在三峡了。花椒送走了爷爷和治水大军，她跟以往同爷爷出诊一样，身背小药箱，走东家，串西家，哪家有病哪家治，天长日久，治好了很多病人。当地百姓个个喜欢她，称花椒为“神医姑娘”。后来，由于这一带森林密集，土地潮湿，湿热性眼病广泛流行，严重地区，人们挨家挨户病倒呻吟不止，有的还害瞎了眼。见此情形，花椒心急如焚，一人又忙不过来，于是就发动大家寻找一种开白花、结小子、味麻性烈的药物来治疗，疗效十分显著，治一个好一个，从此，它就成了主治眼病的特效良药。人们为了采摘方便，便将此种树苗移栽到自己的房前屋后，为了预防眼病，每日三餐的菜肴中，也加些清香味麻的小红籽儿，日长天久，这小红籽儿就成了调料，它和辣椒一起，成了菜的特有风味——麻辣味。从那时起，一代一代流传至今。后人们为了纪念花椒姑娘，便把这无名的小红籽儿称为“花椒”。

长江三峡原本藏在深山人未识，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方崭露头角，而唐宋以降则名声噪起，一跃而成为文人骚客纷至沓来的朝圣之地，这实得益于《宜都山川记》、《荆州记》、《水经注》、《江赋》等一批记叙三峡山水风物著作之广泛传播。本文着重探讨晋代著名文学家、训古家郭璞对弘扬三峡地理文化所作贡献与深远影响。在古代长长的三峡文化名人行列中，郭璞是一位最值得关注和研究的人物。其原因有三：其一、他是历史上最早到三峡地区深入生活，又是于此居住时间最长的一位文学家。郭璞初到三峡的时间为公元297年，距今有2700年，时间长达3年之久，与杜甫寓居三峡的时间相当，但早于杜甫900 多年；其二、郭璞与唐宋以来的文人（如刘禹锡、白居易、欧阳修）来三峡的目的是截然不同的，后者是贬至三峡地区为官，在任职期间有感而作；而郭璞则是专程来三峡采访写作的，他除写诗赋之外，还广泛涉猎三峡地区的历史地理、物产资源以及神话传说等，并将其溶入他著作之中，这也是于其它来三峡的文化名人中所少见的。郭璞生平及其著作小考有关郭璞之生平及著作，未见有年谱可考。史书上曾对郭璞有过较为全面的载述和评价，主要为《晋书》（列传之四十二）所载之郭璞传。郭传虽洋洋五千余言，但多述郭璞从事卜筮、阴阳算历活动之事例，对郭璞出生年月以及我们最关心的他到三峡巫山看望任建平郡太守的父亲，并寓居于峡口夷陵注释《尔雅》等经历与活动，均未见提及。尽管如此，郭传还是为我们勾画了郭璞其人之性格特征和人生轨迹。传曰：“郭璞字景纯，河东闻喜人也。”查“河东闻喜”即现今之山西闻喜县，该县位于黄河支流涑水河上游，故有河东之称。郭璞于晋武帝咸宁二年（公元276年）出生于此地。“璞好经术，博学有高才，而讷于言论，词赋为中兴之冠，好古文奇字，妙于阴阳算历。”传记唯有指出郭璞不善言辞，但对他的博学多才和文学成就评价甚高。对郭璞一生的著作亦有系统全面的记载，除卜筮之类著作外，传记称他“注释《尔雅》，别为音义图谱，又注论《方言》（汉杨雄著）、《穆天子传》、《山海经》及《楚辞》、《子虚》、《上林》赋（两赋皆汉司马相如著）数十万言，皆传于世。所作诗赋诔颂亦数万言”，另据《隋书·经籍志》载，郭璞还注有“三苍”：“郭璞著秦相李斯作《苍颉篇》、汉杨雄作《训篡篇》、后汉朗中贾访作《滂喜篇》，故曰《三苍》。”《旧唐书·经籍志》所载郭璞之传世作品还有：《郭璞集》十卷，《郭璞集》系选集或是全集？无法考查。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史籍中所载之郭璞著作大都散佚，现代人己难见其全貌，现在保存下来的郭璞著作为数甚少，据笔者所知，共计有：《尔雅注》，与清人郝懿行之《尔雅义疏》合并刊于《十三经注疏》，基本保留了郭注的原貌；《山海经注》和《穆天子传注》，由岳麓书社1991 年重新编印，这是唯一由郭璞注释之版本；辞赋作品《江赋》收藏于梁· 萧统选编之《文选》；诗歌未见有专集，《文选》选载其《游仙诗》7首，清·沈德潜编选之《古诗源》除收录其《游仙诗》7首外，并收入其《赠温峤》诗1首；据载郭璞共创作有19首《游仙诗》，惜其它十余首今未见流传。郭璞所著之《山海经图赞》系以诗配图画之作，也属诗歌作品，但己失传。近有研究《山海经》之学者马昌仪，将明清时代流传的《山海经图》整理后定名为《古本山海经图赞》，于2001年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其中收录有郭璞《图赞》诗303首，虽难以断定这是否为郭璞《山海经图赞》之全部诗作，但保存下来这么多已是难能可贵了。郭璞传称其“诗赋诔颂亦数万言”，不知是否包括《图赞》在内？若在其数之中，则郭璞这方面的作品基本上得以流传于世。郭璞因为他的才学和著作赢得晋帝之赏识而步入仕途。郭璞传载：“璞著《江赋》，其辞甚伟，为世所称，后复作《南郊赋》，帝见而嘉之，以为著作佐郎。”著作佐郎不过是个无权的文职官员，他的仕途坎坷与他的“自以为才高位卑”的清高孤傲的个性有着密切关系；而他的早逝更是“好卜筮”所致；后“王敦起璞为记室参军”，王敦欲谋反，请郭璞占筮，郭璞卜其必败，遂被王敦杀害。传记曰：“行刑时年四十九，及王敦平追赠弘农太守。”郭璞被杀害的时间在太宁二年（公元324年），这年他刚好满48岁，一个博学高才的大学问家，在他生命正趋成熟的不惑之年，匆匆地离开了人世，真可谓天妒英才！郭璞的长江三峡情结郭璞其所以跋涉千山万水来到长江三峡地区深入生活采风并长期寓居在峡口古城夷陵（今宜昌市）从事写作，完全是一种缘份，这缘份是他父亲牵引的红线。郭璞传对其父郭瑗有这样一段简要的载述：“父瑗尚书都令史，时尚书杜预有所增损，瑗多驳正之，以公方著称。终于建平太守。”驳，可作论列是非，提出异议解。郭瑗敢对其上司尚书杜预之“增损”予以“驳正之”，可见其人之刚正不阿。郭璞在后来面对王敦的叛逆行为威武不屈、视死如归，也正是因为深受了父亲的熏陶和影响。据《宜昌府志·职官表》载：“晋可考者宜都太守十一人，建平大守一人”这一人就是郭瑗；《职官表》并在郭瑗名下特注“璞父郭瑗为建平太守。”据考，晋元康七年（公元297年），时年21岁的郭璞来到三峡中晋属的建平郡郡治巫山，看望在此任太守的父亲，三峡雄奇的山水和独特的民族风情深深地吸引着这位北方青年，在全面游览和考察了三峡山水风物之后，他选择了长期定居，寓居于峡口之夷陵（夷陵此时为县，隶属于宜都郡），潜心注释《尔雅》和写作。郭璞为何不居巫山而选择了夷陵呢？这也是笔者初涉郭璞史迹时所存的一大疑问。要解决这个疑问，就必须了解建平郡建置的变迁和它所管辖的地域范围。考三国时代之末期，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同时存在着两个建平郡，一为吴属，一为晋属。《通典·州郡》载：“秭归，吴置建平郡在此”；“巫山，晋置建平郡于此。” 《读史方舆纪要》载：“建平城，在州（归州）东故秭归地。孙吴置建平郡以此城名。吴城在州东南八十五里”。“孙吴永安二年置建平郡，晋并入晋所置建平郡。”又载：“晋先置建平郡，治今夔州府巫山县，后以吴所置郡并入焉。” 对此，《秭归县志》(1991年版）载述甚明：“吴永安三年（260年），吴主孙休分宜都（郡）,立建平郡，辖秭归等四县，郡治设秭归东南85里（今茅坪），并筑城置戍。”“太康元年（280 年），晋将军王浚伐吴，二月克建平，晋灭吴，将吴之建平郡并入晋之建平郡，郡治由秭归迁至巫山，辖秭归。” 由此可见，璞父郭瑷任建平郡太守时，乃是吴、晋两郡合并后的新建平郡，其辖地东达今之茅坪一带，距夷陵仅数十里，江舟一日可以往返。也正因为夷陵距其辖地较近，而夷陵又较巫山生活、写作条件为好，所以郭璞选择了夷陵。关于郭璞来三峡的时间，学者有不同见解，因古籍上未见明确记载，仅有“避地东南”之说，笔者主要是从《江赋》的写作年代和其父任建平太守的时间来推测的。由于郭璞对建平、夷陵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所以他在著作中多次提及。他在《山海经·海内经》“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居山上，在丹山西”后注曰：“今建平郡丹阳城，秭归县东七里即孟涂所居地。”他于《大荒西经》“乃降于巫山”后注曰：“巫山今在建平巫县。”于《海内经》“岷三江，首大江，出汶山”后注曰：“今江出汶山郡升迁县岷山，东南至蜀郡键为，至江阳东北，经巴东，建平，宜都，南郡、江夏……”长江出蜀后经过的地方很多，郭璞点明巴东、建平、宜都，钟爱之情流露于无意之间。郭璞对建平、夷陵地区的山水、物产等，也在著作中多有载述，后面还有论及。郭璞寓居三峡夷陵的事迹，最早见之于晋人庾仲雍所著之《荆州记》，惜此书今未见有传。唐宋之后，文人雅士前来游览三峡者日益增多，郭璞在夷陵之足迹为更多的人知晓。宋·陆游《入蜀记》记载曰： “既群集于楚塞楼，遍历尔雅台锦障亭，庭前海棠二本，亦百年物。尔雅台者，图经以为郭景纯注尔雅于此。” 所云《图经》，当是《夷陵图经》一类的地方志书。陆游不仅“遍历尔雅台”,而且阅读了本地《图经》的记载，故有此说。查阅各种志书，有关郭璞与尔雅台的诗、赋、序、记甚多，代代相传，不见有虚构痕迹。《宜昌县志初稿》（1936年本）辑录了夷陵——东湖——宜昌县两千多年史料，内容翔实。它在《传》中将郭璞列入“流寓”之列，有小传载曰： “郭璞字景纯，河东闻喜人，父瑗为建平太守，即今归、巴地。永嘉之乱，避地东南，今城中有尔雅、明月二台，东有洗墨池，相传是郭璞著书遗迹。所著江赋云：虎牙嵘竖以屹悴、荆门阕竦而盘礴。其地皆在今邑境，疑即其侨寓时作，今县城旧基，传闻经璞相度云。”清·吴省钦《尔雅堂记》载云：“然城北之尔雅台，传自郭璞，虽在寓公迹斯尚矣。璞父瑗守建平，即今归、巴东、兴山、建始地，《东湖志》固已言之。而庾仲雍《荆州记》言璞尝作临沮县……江赋叙峡口形势特详，即游仙诗、青溪千余仞者亦在邻境。兹台之名，梁·任述之，宋乐史、陆游并著之……自汉犍为舍人之尔雅注不传，而郭注最古。” 明·雷思需《荆州方舆书》载云：“城西北隅有郭景纯注尔雅台，东有洗墨池，为景纯洗砚处，今其水尚黑。”县志载有《尔雅台赋》多篇，皆述郭璞侨寓著作之事，其中郭江有赋云：“惠（帝）怀（帝）之时，景纯潜结夫渊昵，督护参军以自随，五铎启号于晋陵，栈钟告成于会稽，建平出守，定省秭归，既涉江而作赋，复考古以兴思，遂疏经籍，爰建台池，乃颂图度，相彼士宜……” 往事越千年，由于年代久远，我们对郭璞的了解完全依赖于文字记载。幸好古籍和地方志书中这些珍贵的载述，为我们勾画了郭璞在三峡的活动和寓居夷陵期间的遗迹的粗略线条。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其一，郭璞建平、夷陵之行，主要为省亲（看望父亲），也可能有避战乱之意，即所谓“永嘉之乱，避地东南。”其所以寓居夷陵，乃是“省亲之暇，留注尔雅。”郭璞在《尔雅序》中自叙道：“璞不揆祷昧，少而习焉，沈研钻极二九载矣，虽注者十余，犹未详备。”这说明他注释尔雅先后花费了十八年时间，故此笔者推测，郭璞在夷陵所著可能是《尔雅注》之初稿，而不可能在短短三年时间内全部完成《尔雅》之注释。其二，郭璞在三峡夷陵期间除注释《尔雅》外，还写作了其它一些作品，这主要是《江赋》和《游仙诗》。古代学者多推论《江赋》为郭璞三峡建平、夷陵之行的作品，即“涉江而作赋”。这不无道理，因为生长在黄河流域的郭璞，唯有亲自见识和感受了长江之后，才能写出“其辞甚伟”之《江赋》。至于《游仙诗》（七首），从诗的内容可知，这是他游览了峡东当阳青溪、鬼谷子洞等名胜古迹之后而作。吴省钦说“亦在邻境”，实际上青溪在今当阳、远安交界处，距宜昌仅一百多里，如今已属宜昌管辖之地。郭璞在夷陵四周的山水名胜之间留下了他登攀的足迹，他的作品就是最好的证明。其三，郭璞在夷陵的遗迹主要有尔雅台、洗墨池。志载“台在县北左门”，查阅清同治版《宜昌府志》城垣图，尔雅台在北左门与镇川门之间，约在现今西陵一路下段。洪良品《巴船纪程》载云：“夷陵城西北隅，有郭景纯注尔雅台，台东有洗墨池，为景纯洗墨处，今其水尚黑。”尔雅台其实就是书斋，当是砖木结构，其规模也未必宏大。志云：“其曰台云者，城处平衍，独此隆然若高阜。”郭璞精于阴阳五行，选择临江一高阜处建台，正是体现了“南火北水安其位，东木西金处其隅……中央以居”的意境。惜尔雅台自清代以后荡然无存，使现代人无缘一睹这古文化胜迹之风采。《江斌》所展示之三峡山水风物从黄河流域的涑水河畔走向南国的长江三峡，是郭璞人生旅程和文学事业一个新的起点。长江的辽阔和雄伟，三峡的壮丽和神奇，开拓了他的视野，丰富了他的知识，启迪了他的神思和灵感；《江赋》正是郭璞长江三峡之行之结晶。由于古代中国中央政权和文化中心在黄河流域中原地区，人们对长江所知甚少，即是在《禹贡》里，也只有简单的载述。郭璞的《江赋》可谓前无古人之作，是全面地赞颂长江的第一支颂歌。在这篇热情洋溢、气势磅礴的长篇赋体中，为我们展现了三峡至宜昌江段雄奇险峻的自然山水风光、富饶的物产、神奇的远古神话，如诗如画之场景，莫不令人为之陶醉。前人用“江赋叙峡口形势特详”来说明《江赋》与夷陵之渊源，并不十分准确。以笔者之拙见，《江赋》中写得最生动、最精彩的片断，当属自巫峡至荆门、虎牙这一带山水形势之描述： “咨五才之并用，实水德之灵长；惟岷山之导江，初发源乎滥觞；聿经始于洛沫，拢万川乎巴梁。冲巫峡以迅激，跻江津而起涨，极泓量而海运，状滔天以淼茫，揔括汉泗，兼包淮湘；并吞沅澧，汲引沮漳……若乃巴东之峡，夏后疏凿，绝岩万丈，壁立赮驳 ;虎牙嵥竖以屹崪，荆门阙竦而盘礴。圆渊九回以悬腾，湓流雷响而电激，骇浪暴洒，惊波飞薄，迅复增浇，涌湍叠跃……” 赋首起于岷山导江（古人以为长江发源于岷山），万川、巴梁一笔带过，便迅速转入三峡之巫峡，写巫峡之迅激，江津之起涨，江水滔天，一派淼茫之状；自“巴东三峡”至虎牙、荆门（古人视此处为峡口，而非今日之南津关）一段，又回到三峡，写山势之雄奇怪异，写湓流雷响电激、骇浪惊波峡江水险之势。这一段其所以描写得如此具体生动感人，与郭璞之亲身体验感受甚有关系。特别是“若乃巴东之峡夏后疏凿”这句，其所含信息十分珍贵。“夏后”即大禹，禹之足迹是否到过长江三峡？古代的记载并未告诉我们明确答案。据笔者所知，郭璞是第一个提出夏禹治水时曾经疏凿过长江三峡的学者。此说非同凡响，但很快被其它学者接受。后魏·郦道元《水经注》在叙及三峡时便采录了郭说：“其峡，盖自禹凿以通江，郭景纯所谓巴东之峡，夏后疏凿者也。”郭璞此说何以所据？可能源于三峡当时地方志书的记载，或是采自三峡民间传说。郭璞在三峡（建平）、夷陵生活期间，一定在地方《图经》上看到禹疏凿三峡的传说记载，听到三峡民间关于巫山神女授禹天书治峡、神牛（黄牛）助禹开峡等古老的传说，然后据此写进《江赋》之中。

山川形胜郭璞的三峡情结刘不朽长江三峡原本藏在深山人未识，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方崭露头角，而唐宋以降则名声噪起，一跃而成为文人骚客纷至沓来的朝圣之地，这实得益于《宜都山川记》、《荆州记》、《水经注》、《江赋》等一批记叙三峡山水风物著作之广泛传播。本文着重探讨晋代著名文学家、训古家郭璞对弘扬三峡地理文化所作贡献与深远影响。在古代长长的三峡文化名人行列中，郭璞是一位最值得关注和研究的人物。其原因有三：其一、他是历史上最早到三峡地区深入生活，又是于此居住时间最长的一位文学家。郭璞初到三峡的时间为公元297年，距今有2700年，时间长达3年之久，与杜甫寓居三峡的时间相当，但早于杜甫900 多年；其二、郭璞与唐宋以来的文人（如刘禹锡、白居易、欧阳修）来三峡的目的是截然不同的，后者是贬至三峡地区为官，在任职期间有感而作；而郭璞则是专程来三峡采访写作的，他除写诗赋之外，还广泛涉猎三峡地区的历史地理、物产资源以及神话传说等，并将其溶入他著作之中，这也是于其它来三峡的文化名人中所少见的。郭璞生平及其著作小考有关郭璞之生平及著作，未见有年谱可考。史书上曾对郭璞有过较为全面的载述和评价，主要为《晋书》（列传之四十二）所载之郭璞传。郭传虽洋洋五千余言，但多述郭璞从事卜筮、阴阳算历活动之事例，对郭璞出生年月以及我们最关心的他到三峡巫山看望任建平郡太守的父亲，并寓居于峡口夷陵注释《尔雅》等经历与活动，均未见提及。尽管如此，郭传还是为我们勾画了郭璞其人之性格特征和人生轨迹。传曰：“郭璞字景纯，河东闻喜人也。”查“河东闻喜”即现今之山西闻喜县，该县位于黄河支流涑水河上游，故有河东之称。郭璞于晋武帝咸宁二年（公元276年）出生于此地。“璞好经术，博学有高才，而讷于言论，词赋为中兴之冠，好古文奇字，妙于阴阳算历。”传记唯有指出郭璞不善言辞，但对他的博学多才和文学成就评价甚高。对郭璞一生的著作亦有系统全面的记载，除卜筮之类著作外，传记称他“注释《尔雅》，别为音义图谱，又注论《方言》（汉杨雄著）、《穆天子传》、《山海经》及《楚辞》、《子虚》、《上林》赋（两赋皆汉司马相如著）数十万言，皆传于世。所作诗赋诔颂亦数万言”，另据《隋书·经籍志》载，郭璞还注有“三苍”：“郭璞著秦相李斯作《苍颉篇》、汉杨雄作《训篡篇》、后汉朗中贾访作《滂喜篇》，故曰《三苍》。”《旧唐书·经籍志》所载郭璞之传世作品还有：《郭璞集》十卷，《郭璞集》系选集或是全集？无法考查。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史籍中所载之郭璞著作大都散佚，现代人己难见其全貌，现在保存下来的郭璞著作为数甚少，据笔者所知，共计有：《尔雅注》，与清人郝懿行之《尔雅义疏》合并刊于《十三经注疏》，基本保留了郭注的原貌；《山海经注》和《穆天子传注》，由岳麓书社1991 年重新编印，这是唯一由郭璞注释之版本；辞赋作品《江赋》收藏于梁· 萧统选编之《文选》；诗歌未见有专集，《文选》选载其《游仙诗》7首，清·沈德潜编选之《古诗源》除收录其《游仙诗》7首外，并收入其《赠温峤》诗1首；据载郭璞共创作有19首《游仙诗》，惜其它十余首今未见流传。郭璞所著之《山海经图赞》系以诗配图画之作，也属诗歌作品，但己失传。近有研究《山海经》之学者马昌仪，将明清时代流传的《山海经图》整理后定名为《古本山海经图赞》，于2001年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其中收录有郭璞《图赞》诗303首，虽难以断定这是否为郭璞《山海经图赞》之全部诗作，但保存下来这么多已是难能可贵了。郭璞传称其“诗赋诔颂亦数万言”，不知是否包括《图赞》在内？若在其数之中，则郭璞这方面的作品基本上得以流传于世。郭璞因为他的才学和著作赢得晋帝之赏识而步入仕途。郭璞传载：“璞著《江赋》，其辞甚伟，为世所称，后复作《南郊赋》，帝见而嘉之，以为著作佐郎。”著作佐郎不过是个无权的文职官员，他的仕途坎坷与他的“自以为才高位卑”的清高孤傲的个性有着密切关系；而他的早逝更是“好卜筮”所致；后“王敦起璞为记室参军”，王敦欲谋反，请郭璞占筮，郭璞卜其必败，遂被王敦杀害。传记曰：“行刑时年四十九，及王敦平追赠弘农太守。”郭璞被杀害的时间在太宁二年（公元324年），这年他刚好满48岁，一个博学高才的大学问家，在他生命正趋成熟的不惑之年，匆匆地离开了人世，真可谓天妒英才！郭璞的长江三峡情结郭璞其所以跋涉千山万水来到长江三峡地区深入生活采风并长期寓居在峡口古城夷陵（今宜昌市）从事写作，完全是一种缘份，这缘份是他父亲牵引的红线。郭璞传对其父郭瑗有这样一段简要的载述：“父瑗尚书都令史，时尚书杜预有所增损，瑗多驳正之，以公方著称。终于建平太守。”驳，可作论列是非，提出异议解。郭瑗敢对其上司尚书杜预之“增损”予以“驳正之”，可见其人之刚正不阿。郭璞在后来面对王敦的叛逆行为威武不屈、视死如归，也正是因为深受了父亲的熏陶和影响。据《宜昌府志·职官表》载：“晋可考者宜都太守十一人，建平大守一人”这一人就是郭瑗；《职官表》并在郭瑗名下特注“璞父郭瑗为建平太守。”据考，晋元康七年（公元297年），时年21岁的郭璞来到三峡中晋属的建平郡郡治巫山，看望在此任太守的父亲，三峡雄奇的山水和独特的民族风情深深地吸引着这位北方青年，在全面游览和考察了三峡山水风物之后，他选择了长期定居，寓居于峡口之夷陵（夷陵此时为县，隶属于宜都郡），潜心注释《尔雅》和写作。郭璞为何不居巫山而选择了夷陵呢？这也是笔者初涉郭璞史迹时所存的一大疑问。要解决这个疑问，就必须了解建平郡建置的变迁和它所管辖的地域范围。考三国时代之末期，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同时存在着两个建平郡，一为吴属，一为晋属。《通典·州郡》载：“秭归，吴置建平郡在此”；“巫山，晋置建平郡于此。” 《读史方舆纪要》载：“建平城，在州（归州）东故秭归地。孙吴置建平郡以此城名。吴城在州东南八十五里”。“孙吴永安二年置建平郡，晋并入晋所置建平郡。”又载：“晋先置建平郡，治今夔州府巫山县，后以吴所置郡并入焉。” 对此，《秭归县志》(1991年版）载述甚明：“吴永安三年（260年），吴主孙休分宜都（郡）,立建平郡，辖秭归等四县，郡治设秭归东南85里（今茅坪），并筑城置戍。”“太康元年（280 年），晋将军王浚伐吴，二月克建平，晋灭吴，将吴之建平郡并入晋之建平郡，郡治由秭归迁至巫山，辖秭归。” 由此可见，璞父郭瑷任建平郡太守时，乃是吴、晋两郡合并后的新建平郡，其辖地东达今之茅坪一带，距夷陵仅数十里，江舟一日可以往返。也正因为夷陵距其辖地较近，而夷陵又较巫山生活、写作条件为好，所以郭璞选择了夷陵。关于郭璞来三峡的时间，学者有不同见解，因古籍上未见明确记载，仅有“避地东南”之说，笔者主要是从《江赋》的写作年代和其父任建平太守的时间来推测的。由于郭璞对建平、夷陵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所以他在著作中多次提及。他在《山海经·海内经》“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居山上，在丹山西”后注曰：“今建平郡丹阳城，秭归县东七里即孟涂所居地。”他于《大荒西经》“乃降于巫山”后注曰：“巫山今在建平巫县。”于《海内经》“岷三江，首大江，出汶山”后注曰：“今江出汶山郡升迁县岷山，东南至蜀郡键为，至江阳东北，经巴东，建平，宜都，南郡、江夏……”长江出蜀后经过的地方很多，郭璞点明巴东、建平、宜都，钟爱之情流露于无意之间。郭璞对建平、夷陵地区的山水、物产等，也在著作中多有载述，后面还有论及。郭璞寓居三峡夷陵的事迹，最早见之于晋人庾仲雍所著之《荆州记》，惜此书今未见有传。唐宋之后，文人雅士前来游览三峡者日益增多，郭璞在夷陵之足迹为更多的人知晓。宋·陆游《入蜀记》记载曰： “既群集于楚塞楼，遍历尔雅台锦障亭，庭前海棠二本，亦百年物。尔雅台者，图经以为郭景纯注尔雅于此。” 所云《图经》，当是《夷陵图经》一类的地方志书。陆游不仅“遍历尔雅台”,而且阅读了本地《图经》的记载，故有此说。查阅各种志书，有关郭璞与尔雅台的诗、赋、序、记甚多，代代相传，不见有虚构痕迹。《宜昌县志初稿》（1936年本）辑录了夷陵——东湖——宜昌县两千多年史料，内容翔实。它在《传》中将郭璞列入“流寓”之列，有小传载曰： “郭璞字景纯，河东闻喜人，父瑗为建平太守，即今归、巴地。永嘉之乱，避地东南，今城中有尔雅、明月二台，东有洗墨池，相传是郭璞著书遗迹。所著江赋云：虎牙嵘竖以屹悴、荆门阕竦而盘礴。其地皆在今邑境，疑即其侨寓时作，今县城旧基，传闻经璞相度云。”清·吴省钦《尔雅堂记》载云：“然城北之尔雅台，传自郭璞，虽在寓公迹斯尚矣。璞父瑗守建平，即今归、巴东、兴山、建始地，《东湖志》固已言之。而庾仲雍《荆州记》言璞尝作临沮县……江赋叙峡口形势特详，即游仙诗、青溪千余仞者亦在邻境。兹台之名，梁·任述之，宋乐史、陆游并著之……自汉犍为舍人之尔雅注不传，而郭注最古。” 明·雷思需《荆州方舆书》载云：“城西北隅有郭景纯注尔雅台，东有洗墨池，为景纯洗砚处，今其水尚黑。”县志载有《尔雅台赋》多篇，皆述郭璞侨寓著作之事，其中郭江有赋云：“惠（帝）怀（帝）之时，景纯潜结夫渊昵，督护参军以自随，五铎启号于晋陵，栈钟告成于会稽，建平出守，定省秭归，既涉江而作赋，复考古以兴思，遂疏经籍，爰建台池，乃颂图度，相彼士宜……” 往事越千年，由于年代久远，我们对郭璞的了解完全依赖于文字记载。幸好古籍和地方志书中这些珍贵的载述，为我们勾画了郭璞在三峡的活动和寓居夷陵期间的遗迹的粗略线条。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其一，郭璞建平、夷陵之行，主要为省亲（看望父亲），也可能有避战乱之意，即所谓“永嘉之乱，避地东南。”其所以寓居夷陵，乃是“省亲之暇，留注尔雅。”郭璞在《尔雅序》中自叙道：“璞不揆祷昧，少而习焉，沈研钻极二九载矣，虽注者十余，犹未详备。”这说明他注释尔雅先后花费了十八年时间，故此笔者推测，郭璞在夷陵所著可能是《尔雅注》之初稿，而不可能在短短三年时间内全部完成《尔雅》之注释。其二，郭璞在三峡夷陵期间除注释《尔雅》外，还写作了其它一些作品，这主要是《江赋》和《游仙诗》。古代学者多推论《江赋》为郭璞三峡建平、夷陵之行的作品，即“涉江而作赋”。这不无道理，因为生长在黄河流域的郭璞，唯有亲自见识和感受了长江之后，才能写出“其辞甚伟”之《江赋》。至于《游仙诗》（七首），从诗的内容可知，这是他游览了峡东当阳青溪、鬼谷子洞等名胜古迹之后而作。吴省钦说“亦在邻境”，实际上青溪在今当阳、远安交界处，距宜昌仅一百多里，如今已属宜昌管辖之地。郭璞在夷陵四周的山水名胜之间留下了他登攀的足迹，他的作品就是最好的证明。其三，郭璞在夷陵的遗迹主要有尔雅台、洗墨池。志载“台在县北左门”，查阅清同治版《宜昌府志》城垣图，尔雅台在北左门与镇川门之间，约在现今西陵一路下段。洪良品《巴船纪程》载云：“夷陵城西北隅，有郭景纯注尔雅台，台东有洗墨池，为景纯洗墨处，今其水尚黑。”尔雅台其实就是书斋，当是砖木结构，其规模也未必宏大。志云：“其曰台云者，城处平衍，独此隆然若高阜。”郭璞精于阴阳五行，选择临江一高阜处建台，正是体现了“南火北水安其位，东木西金处其隅……中央以居”的意境。惜尔雅台自清代以后荡然无存，使现代人无缘一睹这古文化胜迹之风采。《江斌》所展示之三峡山水风物从黄河流域的涑水河畔走向南国的长江三峡，是郭璞人生旅程和文学事业一个新的起点。长江的辽阔和雄伟，三峡的壮丽和神奇，开拓了他的视野，丰富了他的知识，启迪了他的神思和灵感；《江赋》正是郭璞长江三峡之行之结晶。由于古代中国中央政权和文化中心在黄河流域中原地区，人们对长江所知甚少，即是在《禹贡》里，也只有简单的载述。郭璞的《江赋》可谓前无古人之作，是全面地赞颂长江的第一支颂歌。在这篇热情洋溢、气势磅礴的长篇赋体中，为我们展现了三峡至宜昌江段雄奇险峻的自然山水风光、富饶的物产、神奇的远古神话，如诗如画之场景，莫不令人为之陶醉。前人用“江赋叙峡口形势特详”来说明《江赋》与夷陵之渊源，并不十分准确。以笔者之拙见，《江赋》中写得最生动、最精彩的片断，当属自巫峡至荆门、虎牙这一带山水形势之描述： “咨五才之并用，实水德之灵长；惟岷山之导江，初发源乎滥觞；聿经始于洛沫，拢万川乎巴梁。冲巫峡以迅激，跻江津而起涨，极泓量而海运，状滔天以淼茫，揔括汉泗，兼包淮湘；并吞沅澧，汲引沮漳……若乃巴东之峡，夏后疏凿，绝岩万丈，壁立赮驳 ;虎牙嵥竖以屹崪，荆门阙竦而盘礴。圆渊九回以悬腾，湓流雷响而电激，骇浪暴洒，惊波飞薄，迅复增浇，涌湍叠跃……” 赋首起于岷山导江（古人以为长江发源于岷山），万川、巴梁一笔带过，便迅速转入三峡之巫峡，写巫峡之迅激，江津之起涨，江水滔天，一派淼茫之状；自“巴东三峡”至虎牙、荆门（古人视此处为峡口，而非今日之南津关）一段，又回到三峡，写山势之雄奇怪异，写湓流雷响电激、骇浪惊波峡江水险之势。这一段其所以描写得如此具体生动感人，与郭璞之亲身体验感受甚有关系。特别是“若乃巴东之峡夏后疏凿”这句，其所含信息十分珍贵。“夏后”即大禹，禹之足迹是否到过长江三峡？古代的记载并未告诉我们明确答案。据笔者所知，郭璞是第一个提出夏禹治水时曾经疏凿过长江三峡的学者。此说非同凡响，但很快被其它学者接受。后魏·郦道元《水经注》在叙及三峡时便采录了郭说：“其峡，盖自禹凿以通江，郭景纯所谓巴东之峡，夏后疏凿者也。”郭璞此说何以所据？可能源于三峡当时地方志书的记载，或是采自三峡民间传说。郭璞在三峡（建平）、夷陵生活期间，一定在地方《图经》上看到禹疏凿三峡的传说记载，听到三峡民间关于巫山神女授禹天书治峡、神牛（黄牛）助禹开峡等古老的传说，然后据此写进《江赋》之中。《江赋》用了很大的篇幅叙述和赞美长江物产之富饶。写江中之水产： “鱼则江豚、海狶、叔鲔、王鳣”，“尔其水物之怪，则有潜鹄、鱼牛、虎蛟、钩吔、…… 水母、目暇……” 江豚即今所谓之江猪，水母即今称之桃花鱼。写水禽：“其羽族也，则有晨鹄、天鸡、幼鸟骜、鸥鸟犬……” 写矿产：“则金矿、丹砾、云精、焗银…金精玉英填其里，瑶珠怪石其王卒表……” 写江岸边的植物、植被：“橉杞稹薄于浔诶，栛梿森岭而罗峰……葭蒲云蔓……荫潭隩，被长江。”江两岸之山岭峰峦潭畔，各种树木茂盛，皆被植被复盖，当时长江生态之良好历历在目。《江赋》还突出地写了长江出产的珍禽奇兽：“若乃龙鲤一角，奇鸽九头，有鳖三足，有龟六眸。”这些奇禽异兽大多出自三峡地区，见之于屈赋和《山海经》的记载。《天问》云：“鲮鱼何所？鬿堆焉处”？“鲮鱼”即是“龙鲤”；《山海经·海外西经》载：“龙鱼陵居其北，状如鲤。”郭璞注：“或曰龙鱼似鲤，一角”。据学者考证：“鬿堆”即《山海经》中之“鬿雀”。《天问新解》：“应指一种魁大而神诡的鬼鸟。”《本草纲目》：“鬼鸟，一名九头鸟。”《正字通》曰：“苍虞鸟（奇鸽），妖鸟也，一名鬼车，一名九头鸟。”近年，三峡一带有多次出现九头鸟的报导。其所以出产珍禽怪兽，郭璞认为是“川流之所归凑，云雾之所蒸液，玲怪之所化产，傀奇之所窟宅。”用“傀奇之所窟宅”来形容三峡地区，足见郭璞之远见卓识。外国学者詹姆斯·柏烈斯特著有《神秘的北纬30度》，他指出：“这条纬线又是世界上无数难题之谜的所在地”，是怪事迭出的“神秘地带”。中国在这条纬线上，出现了长阳人，巫山人，郧县人，出现了野人、九头鸟、白色动物……堪称“傀奇之所窟宅”。郭璞数长江之风流人物，首先赞叹的是出生在三峡的屈原：“悲灵均（屈原《离骚》：字余曰灵均）之任石，叹渔父之耀歌。”最后他将自己对长江和三峡的感受概括为：“经纪天地，错综人术，妙不可尽之于言，事不可穷之于笔。”郭璞可谓道出了古今有识之士对长江和三峡的感慨。《尔雅注》与《山海径注》透露的三峡古生物地理信息《尔雅》与《山海经》是我国现存的极具珍贵价值的两部先秦古籍。《尔雅》相传为周公所作，但学者多以为成书于战国末年和西汉初期，经过多人编著而定稿；它被称为上古汉语词典，晚唐时升格为“经书”，至清列入“十三经”。实际上《尔雅》具有语文词典和百科词典双重作用，是研究古汉语和古代社会生活、自然地理的一部经典著作。《山海经》更是一部上古奇书，其性质古今学者众说纷纭，有列入地理类，有列入小说类，鲁迅先生则认为“盖古之巫书也。”著名史学家蒙文通先生经过考证，认为《山海经》属南（方）系作品，其产地多出自于巴、蜀、荆楚一带，许多神话传说可与楚辞相印证。因此，与三峡地区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郭璞注释这两部作品，是对训诂学的一大贡献，也是他留传给我们的珍贵文化遗产。郭璞注释《尔雅》、《山海经》，主要是依靠他的博学多才，许多知识自然是来源于强读博记、博采众长，但在三峡巫山、夷陵数年时间之生活阅历及所见所闻对注释工作也大有裨益。当我们研读“两注”时便不难发现，每每涉及三峡、宜昌一带之山水、物产等所注必定十分具体、准确。这在客观上就为我们保存下来1600 多年前三峡、宜昌地区的山川地理、动植物分布等方面的宝贵信息，为我们对古地理、古生物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现仅就这两不方面的信息作一些简要的摘录和探讨。 “两注”中有珍贵的古生物信息。孔子曾教导他的弟子要“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古代对动物、植物未有科学分类，多笼称之。《尔雅》则分草、木、虫、鱼、鸟、兽、畜七大类。在植物方面最值得关注的是茶，《尔雅》中所载之茶和郭璞的注释，被认为是关于茶的最早文字记载。《尔雅》载：“檟，古荼。”郭注：“树小如桅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今呼早采者为茶，晚取为茗。”(荼”为茶之古字）”三峡地区系中国茶的原生地，民间将茶作饮料的习惯历史悠久，郭璞对茶的详细阐释，源于他来夷陵后对茶的熟识，也从此证明三峡宜昌一带是中国茶的起源地之一。郭璞对一些植物的称呼与形状描述带有浓重的三峡地方色彩。如： “荆桃”注曰：“今樱桃”。 “木瓜”注曰：“实如小瓜，酢可食。” “柚”注曰：“似橙，实酸，生江南。” “英梅”注曰：“雀梅”。 “桑”注曰：“今俗呼桑树，树小而条长者为女桑树。”沧海桑田，21世纪的中国犹见晋时明月，犹见郭璞描绘的三峡山川风物，其幸何如！作者简介：刘不朽，湖北省宜昌市文联。（编辑：张立先）